赵利文及他的作品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一九九一年他二十四岁，第一组作品拍摄结束，至今没有奖项。随着互联网的便利，赵利文的作品经常被夹杂在相关、无关的文字中传播，慢慢地，作品和他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一九九一年，住楼房还未时兴，家门前的小巷里住着形形色色的人，但白天大多宁静自然。每天我要穿梭在夹杂着流氓和流民的大街小巷间去学校，市井成了天然的教室。
经济一天好过一天，大街小巷也都会比前一日加倍拥挤、加倍肮脏。穿过离家不远的那条悠长无光的地下通道就是火车站，那时的站前广场上逢年过节会堆满各色的菊花，偶尔才会换成其他的品种，白天花比人多，夜里人比花多。
没地方乘凉的人就堆坐在站前的回廊下，因为吸烟会被罚款，成年男性只能望着不远处的人流——目光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而我则会随着过客的人流，在空旷的广场上形成一道笔直的斜线延伸至公交站台，日复一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或许赵利文就在远处。
完整翻看赵利文的作品时，他坐在茶几对面，我们都很拘束。偶尔介绍一下作品的背景或翻开与之对应的底片让我们欣赏，更多的是沉默着注视着我们的动作和表情。那天助手（陈川）和我来到赵利文的住所为几个月后的文献展收集资料。而后的对话中，我观察到他的些许失落，因为他的作品并不属于我需要的那个范畴。
偶尔翻看起他的画册，影像中的大街小巷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我曾想那些被记录的人们应该很难再看到彼时的样貌了吧，或早已离世，或搬上了楼。在我们有限的记忆里，总会回想起家最初的模样。对多数八〇年代的城里人来说，家的模样就是赵利文作品中所展示的样子——宁静自然、拥挤肮脏。
当一件事物频繁出现在生活中时，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来由，赵利文的影像是什么？它们不够当代，不够温情，不够完整，甚至不美。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看这些影像？当城市日渐陌生，影像或许是重拾记忆的唯一容器，赵利文记录了那个年代。在作品层面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为自律的自由，同时，这种自律的自由对赵利文的创作而言是痛苦的。七〇年代末的中国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至九〇年代初现端倪，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向底层看虽然呼应了最初新文化运动对主体性改造的要求及文革结束后对主体性的重新审视，但从七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摄影的主流话语一直没有突破为底层民众发生的基本功能。
虽然九〇年代是艺术创作的自由期，艺术家们不需要对准一个相同的主题进行订件创作，但同时，这样的自由却无形之中给艺术家套上了新的枷锁——为谁创作，创作什么，加之九〇年代末出现的艺术商业行为，艺术家会加上一个问号——卖给谁。当阿杰特游走在巴黎的日夜时，或许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吧，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欧洲艺术家会不断的向自己提出以上的问题，只是，鲜有人能自己回答好。
今天，当我们谈论起赵利文的作品时，我们能否感受到来自自由的枷锁呢？当周围泛起赞赏时，画面分析又是以什么样的语境进行展开？今天看，是此时的视觉需要与彼时的画面诉求造就了他的故事。赵利文在面对自由创作时给予的自律是少有的，但我相信还有许多与他一样的艺术家。不如回到画面，回到宁静自然、拥挤肮脏的故事里去，也是一种欣赏。
作者：秦博